徐麟同志会见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首席执行官洪曜庄

狙击“告密”是呵护一种濒危价值观

曹林（华中科技大学教授）

按理说，一个听老师话的孩子按“校规”举报不听话的孩子，被打了。——舆论和法律应该一边倒地站“听话孩子”一边，可这种所谓的“听话”并没有赢得尊重，挨打后，法院判罚其也有责任，舆论和公众也没有同情他，纷纷指责其“告密”的不正当。这个打破“听话”正义幻觉的判例，矫正了教育中诸多以“听话至上”为基础的错误是非观，是一个普及批判性思维的经典案例，也是在呵护一种濒危价值观！

案例不算复杂：某中学严禁学生携带手机平板并鼓励学生举报。小宋发现小周上课玩手机，从小周书包里搜出平板交给老师，老师为此奖励小宋一瓶牛奶。小周知晓后将小宋打伤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小周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小宋虽系为了遵守校规而举报，但其擅拿他人平板亦有不妥，据此可依法减轻小周的民事责任。学校鼓励学生之间互相检举的做法也会引发学生间矛盾，以举报代管理，故学校也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。依法认定打人者小周50%的民事赔偿责任，学校30%的责任，小宋自承20%责任。

这个判决判得很有水平，没有以“谁听话谁有理”“谁被打谁有理”去和稀泥，既在个案中理清了各方责任，更有某种“澄清谬误”的普遍价值，剑指那种“以举报代管理”的懒政、坏政，破除那种“毫无原则地顺从听话”的价值观，正本清源，独立思考，将一切置于“本身是非曲直”中去检验，用批判性思维去思考与判断：不是老师的话就是对的，不是学校规定就没有问题，不是自以为捍卫某种“规则”、自以为做正确的事就可以“不择手段”，正直的行为需要独立思考的支撑。

有人会为那个挨打、挨罚、挨舆论喷的学生鸣不平，会认为，无论如何，他是在遵守学校规定，按学校规定举报，上课玩手机确实不好，把他的手机交给老师，也是为了他好，不能惩罚一个“守规听话的孩子”——这个判例的可贵之处，就在于打破了这种“守规听话”错觉，以批判性视角树立了一种权界，你再为了别人好，别人再不正当，你也不能擅自拿别人的东西。学校“不让带手机进校园”的初衷再好，再怎么为了学生的前途，也应该有权界，不能为了管理效率和树立权威而在鼓励举报中异化同学关系，在“驯化顺从”中扭曲学生的良善品质。当然，这个判决并没有谴责学生的举报，而是指向其“擅拿”；对“告密”的批评是指向了“鼓励举报”的学校，扭曲了学生心灵和同学关系。

舆论批评告密者和“鼓励告密”的规定，没有同情挨打挨罚的学生，包括法律的判罚，会伤害那个孩子吗？我觉得恰恰是为了保护他的价值观，保护他独立思考的能力，让他在听话的同时保持批判性思考，让“听”和“话”经受批判性过程的思辨检验，避免心灵被“告密”所污染。让这个年龄的学生去区分“规定合不合理”，确定是一种苛求，所以校规问题的责任在学校和老师。但一种行为的正不正当，是可以、也应当去判断的，以正当的方式、经由正当的程序、得到一个正当且正义的结果，是批判性思考应有之义。

这件事引发的讨论，从不同角度看，很耐人寻味。从舆论和公众的角度看，正义至上，人们最反感的是告密者和鼓励告密的规定。而从学校和老师的角度看，效率和权威至上，学校可能最反感的不听话不服从的学生，最喜欢那种“无原则听话”的孩子——所以，当学生举报了带平板的学生并将其平板擅自缴获交给老师后，老师会赞赏地奖他一盒牛奶，体现“越服从越受奖赏”的导向，哪怕这种服从走向了“侵犯他人隐私和财产”的极端。而从某些学生的角度看，服从至上，他们最恨的可能是“我在服从，而别人却不服从”，他们当“小跟班”监管那些不听话的，并不是捍卫规则和规定的尊严，只是“听话”和“惩罚不听话”。

这个典型的判罚，将封闭在校园环境中的“听话规则”拉到普遍的正义原则之下接受审视。校规并非天然就是正当的，效率和权威主导的校规，不能悖离教育规律而驯化“无原则的服从”。而“服从规定”并非是无原则的，须有自己的思考：其一，对规定的正当性本身要有认知；其二，对规定的实质正义要有认知。比如“不准带手机”这个规定，不因为学校“鼓励举报”，而是基于：那个学生上课玩手机影响了自己学习，影响了其他同学，带坏了课堂风气，不干预的话会形成效仿之风。——于是告诉老师，请老师去执行规定。这无关告密，而是正当的举报，堂堂正正地保护自己的学习环境。不是不可以举报，而是：驱动举报的是一种经由独立思考的主体人格，还是一个“鼓励举报”下为得到上位赞许而去行动的讨好性、顺从性人格？

抛开这件事中的个案是非，从更普遍的意义来看，我们的教育不能助长这种人格，无论是从价值观的良善，还是培养创新型创造型人才来说，听话、讨好，都不是什么好的品质。听话、封闭、创新，这是一种显然的“不可能三角”。批判性思维，思辨精神，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，这个打破“听话正义幻觉”的判决，上了一次很好的公民课、法治课、批判性思维课。

别用成年人的“告密痛感”暴击听话的孩子

王佳怡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学生）

此事件中，三方都存在错误，而其中较为微妙的“告密”话题，更是直接点燃公众情绪，网络上不乏对宋某的指责甚至言语攻击。平心而论，公众的情绪可以被理解。小时候爱“打小报告”的同学为什么被大家讨厌？就是因为“告密”这种行为是对朋友关系的背叛。而在过去风声鹤唳、草木皆兵的年代，“告密”更是直接触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与道德底线。大家及其厌恶“告密”，它带来了严重的心灵创伤，只要提起就会产生“痛感”。可问题在于，宋某的行为到底是不是“告密”？

首先，我们要区分“告密”与“举报”二者的区别。告密是对私人之间信任的利用，一个人通过将他人的秘密揭发以谋取私利，是“损人利己”的不道德行为。而举报则是基于一种公共规则，有人发现违反规则的行为，便可以正当地行使自己举报的权利。在此案件中，周某上课玩手机的确是大家都可见的事实，而非与宋某共同保守的秘密，宋某对其进行举报，根本不涉及利用私人信任或者践踏道德底线的问题。

再者，法院的判决也说得清清楚楚：法院没有将宋某的行为定义为“告密”，而是认同并确证了其举报行为的正当性。宋某受惩罚，与“举报”这一行为无关。宋某的真正错误在于他以正义之名拿了别人的平板，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、财产权，相应地，他也承担了20%的责任，算是一种惩罚。倘若宋某在发现周某携带电子设备后，直接去找老师说明情况，让老师来“执法”，处理此事，宋某便不需要承担这一份责任。

最后，周某的错误也是真实存在的。周某作为学生，无视课堂规定玩手机，携带平板上学，这些违反规则的行为，不仅影响了其他同学的正常学习生活，还可能带坏整个班级的风气。宋某进行举报，也是为了维护规则和课堂秩序。假若宋某“为了同学情谊”对此错误行为视而不见，反而是助长了“包庇欺瞒”的不良风气。

因此，宋某的行为当属“举报”而非“告密”。这一场公众情绪的集体宣泄中，某些成年人的“告密痛感”被错误地激起，又错误地将其发泄到一个听话的中学生身上，实在是一种对孩子的“暴击”。

也有人说，宋某“举报”所依托的“规矩”根本就是学校“以举报代管理”的不合理规则，宋某这样的行为不是“助纣为虐”吗？然而笔者认为，这只是一个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对于学校规定的本能遵守。一直以来，学校、家长和社会对学生的要求就是乖乖听话，此时却要求一个中学生能够认识到“鼓励举报”这种规则的不正当性，实在太过苛刻。并且，法院对此案例的剖析重点也在于学校的管理过失而非孩子们的错误，孩子们已然接受惩罚，我们也该尽量减少对孩子们的伤害。

其实很多为人处世的道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自然会慢慢明白。在网络舆论场上，成年人还是要对孩子们多些包容，不要因“告密痛感”被触发就去“暴击”一个听话的孩子，去苛求这个已经被同学打了一顿的孩子。当他挨打了、受到批评了，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拥抱：没事，以后走出封闭的校园，你会明白哪些规则值得捍卫、哪些错误必须被揭发举报，而哪些行为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，我们无权干涉。或许你会因为势单力薄、衡量失误而“撞得一头灰”，但那一颗捍卫规则的赤子之心，会是你“行走江湖”的永远依仗。